《金刚经》导读，《金刚经》的版本与注疏

《金刚经》导读

敦煌莫高窟发现的《金刚经》，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有明确刊印日期的印刷品，印刷于唐咸通九年（八六八）。一九〇七年被英国人斯坦因盗取，曾藏于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，现藏于大英图书馆。

《金刚经》为当今世界上最为人熟知的大乘般若经典之一。自古以来，有人爱其文字之优美，而去读诵；有人喜其哲理丰富，而进行研读；至于那些禅修者，更视《金刚经》为修心的指南、开悟的钥匙，六祖惠能就是因为听到这部经中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一句而开悟；宋代，出家人的考试，有《金刚经》一科；明代，明太祖朱元璋把《金刚经》列为治心三经之一，《金刚经》的治心功能广为人们所接受；而民间一般信徒也不甘落后，他们以读诵《金刚经》为日常功课，并从中得到灵感、保佑。《金刚经》因而成为一部家喻户晓的佛教宝典。

《金刚经》的版本与注疏

道安在《鼻奈耶序》中说，经流秦地，有自来矣……以斯邦人庄老教行，与方等经兼忘相似，故因风易行也。道安描述了佛教在东汉末年传入中国时的情形。小乘禅法和大乘般若经典，是中国最初的一批汉译佛典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小乘禅法逐渐衰微，而大乘般若思想最终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思想，原因固然很多，般若思想依附玄学得以广泛传播，则是其关键的借力点。魏晋时期，玄学盛行。般若学者以般若经教去比附玄学，用老庄的概念阐释般若思想，外来的般若学说因而与玄学思潮交汇在一起，在玄学者与般若学者的互相吸收和质难中而广为流播，形成了般若学研究浪潮，出现般若学弘扬史上的辉煌时期。这可从般若系思想最重要的经典——《金刚经》翻译得到佐证。从晋朝的罗什三藏到唐朝的义净三藏，短短三百年之间，这部经在中国出现了六种译本（见表一），其中鸠摩罗什于弘始四年（四〇二）译出的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，语言简练、流畅，内容忠实程度高，成为最流行的版本，为本导读所采用。

表一：《金刚经》主要译本
朝代译者经名
姚秦（四〇二）鸠摩罗什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
北魏菩提流支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
南朝真谛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
隋达摩笈多《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》
唐玄奘《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》
唐（七〇二）义净《佛说能断金《般若波罗蜜多经》

另外，《金刚经》有藏文、满文译本等，印和阗、粟特等文字的译本也在中国吐鲁番等地出土，而原始的《金刚经》梵文本在中国、日本、巴基斯坦、中亚等地都有发现，此经传入西方后曾被译成多种文字。一八三七年修弥笃根据藏译首次译成德文，一八八一年F•马克斯•缪勒将汉文、日文及藏文译本加以校订，译成英文，收入《东方圣书》第四十九卷。一九五七年爱德华•康芝又再次译成英文，收入《罗马东方丛书》第八卷。达尔杜根根据梵文并对照中国满文译本，译为法文。日本宇井伯寿、中村元等曾多次译成日文。

《金刚经》一问世，在印度就受到了广泛的重视，无数佛学大家为之作注疏，其中以无著的《金刚般若论》、天亲的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》、施功德的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破取着不坏假名论》尤为精到。中国从东晋、隋唐、元明清，各家为《金刚经》作注疏者不下数百家，收于《卍续藏经》就有四十三种，其中僧肇的《金刚经注》、智顗《金刚般若经疏》、释德清《金刚决疑》各具精义。

进入近现代后，对《金刚经》的讲解、译注、导读更是不计其数。其中印顺的分科、江味农的考据、德林的禅解尤有特色。也许是^《金刚经》在义理上本已深奥难明，层次上又错综复杂，而现有对该经的导读、讲义，有的因分科太细，令人迷失；有的因注解、考据太烦琐，令人无所适从；有的因望文解义，使人难以对该经的宗旨有一个整体的把握。有鉴于此，我们试图从现代人的思维模式出发，以深入浅出^的手法，解读该经，期盼读者对《金刚经》的般若妙理有所了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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